专业造假者的隐藏秘密
把“打假”变成商业与正义无关，甚至维权和敲诈勒索的界限也不可挽回地模糊了。于是，他们就成了一群徘徊在灰色地带的人。
作者|廖子林
编辑马志学
产|艺邦动力(微信ID: iebrun)
再光鲜的建筑，也有隐藏的角落。
在刚刚结束的“辛巴燕窝打假案”中，著名专业打假师王海呼吁购买燕窝的消费者维权，同时还通过微博发出组合拳，鼓励受害者委托自己维权，但条件是收取50%的赔偿金作为佣金和律师费，打假启动费定为1000元。(亿邦动力《独家揭秘 | 王海打假带货网红的幕后故事、逻辑与计划》)
如果说王海的打假“公司化”是“扬名立万”，那么这几个月赚了“一万块”的散兵游勇就更是五花八门了。社交平台QQ上有大量的专业造假者。不小心被拉进这个团体的林正发现了这个行业的许多“隐藏的角落”。
对他们来说，要在这样一个灰色地带游走和获利，狡猾和阴险是必不可少的。《孙子兵法》在带兵打仗时说，多留是上策，韩信则称赞最后一站，证明少赢多是对的，方法论不同但目标一致，就是要赢。“打假”就像打仗。假货为敌，伪造者恶战。
师傅带徒弟，赔偿五五分
“新人免费带单，五五分下车。”
林正一加入这个团体，就收到了所有的消息。在专业造假者的圈子里，他们形成了一套“黑话”，甚至造假者还把行业黑话组织成一个群档，供新白人学习。文件的名字叫做“名词解释”。
比如“上车”就是别人带你一起打假；“车票”是指在公交车上跟着别人，给别人钱作为福利；“先车后票”就是先获得赔偿，再给予利益；“吃菜”就是在平台上只要求“只退”，即只退不退不赔。
从群里刷屏的新闻来看，这群专业造假者主要从产品标签、宣传用语等方面把握住了“辫子”。并以向工商局和法院举报起诉的方式威胁商家，要求3倍或10倍赔偿作为“封口费”，部分造假者直接提起诉讼索赔。
比如为海淘进口奶粉采购一大笔订单后，以“无中文标签”为由进行索赔；或者产品详情页面包含“most”、“100%”等限定词；比如你拿出保健食品检测证明，“某成分含量超过国家推荐量”，专业造假者要求商品总价的10倍“封存”.
在打假组，不时有“假老人”这样发布信息：
“来两个赔偿，可以下车600/800，车费50，自带本金9.5，下车100%，不下车退车费本金，最后下车给我200。”
随后，小组成员陆续扣了“1”，意思是一起参与打假。
“师傅带徒弟”和“老乡带老乡”是打假圈最常见的搭配。
圈子里，只有能染指打假案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师，有一条大家都很清楚的“鄙视链”。拿赔偿的看不起吃货，赔偿超过1000元的可以算大额赔偿。
“一般来说，师傅的徒弟是要收费的。我见过1888元。”
向老师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得到“消息来源”(问题商品的链接)。大师发现“目标链接”后，会告诉弟子，偶尔会在对等QQ群中分享“情报”。
“那时候只要看到某个产品全国销量上升，那就不好了。肯定是他们(伪造者)买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人说。
有一次，一个商人经历了被一个地级市假冒并敲诈了两次后
卖保健品的刘芳了解到，虽然同时被造假的人很多，但不会出现同一个人在同一家店被多次造假的情况。“这应该是他们的规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产品质量法》是他们的入门教材。打假组还提供打假成功案例分析、工商投诉举报模式、赔偿标准等。流行的说法是“要彻底了解这些规律，每月进几万基本不是问题。”
林正从打假组老板那里了解到的标准打假流程是：先和卖家聊天聊一聊，不要直接进入正题，慢慢给商家讲法律知识，同时给卖家时间百度搜索法律术语。聊天气氛极度紧张的时候，他直接说需要依法索赔。
“商家说要举报我，我该怎么办？”小组成员的一句话打破了下午打假小组的沉默，甚至说了几句脏话。
根据林正的描述，该集团的所有者当时说，“销售假货是不可能立案的，法院也不会受理。他(商)说他报警了，你让他拿报警收据。”语气很肯定。
后来，林正不知道打假是怎么结束的，但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清楚。"打假其实是和商家的心理博弈战."。
“空手套白狼”的生意
刚入行的新人往往焦虑。这时候群主总会得到安慰：“最坏的情况只是退款。”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打假、翻车”的担忧都无法抵挡“成本小回报高”的诱惑：
2元货换400赔偿，500元本金煽动封口费2000多，2000件订单赔偿1万多.
经营医疗器械的商人余婷告诉一邦，造假者有一定的水平。最低门槛是“偏激话，虚假宣传，三无”，比如XX，100%，第一，没有正式授权等。而更高级的是商品与描述不符，“成分含量超标/不足”等。
上个月Villi新开的美容店刚开张，就被两批造假者盯上了。
她清楚的记得开业第二天就有大量订单涌入。结果48小时内没有发货，直接向客户支付了货物总价的5%。“钱到手了，客户就退货”。
第二次，造假者直接在后台申请退款，理由是“虚假宣传”。伪造者指出，“抗菌祛瘀”是医学术语，不能用于推广美容产品。他留了个联系方式直接要求赔钱，不然就去工商局举报。"
根据《招商早知道》的报告，时有发生的调换包装、篡改标签、伪造或篡改证据，或者将没有质量问题的“标记缺陷”视为欺诈问题并要求赔偿。
“成本太低了。商家的‘小蝎子’只需要看看产品详情页，然后用键盘打几个字，再和商家拉几个字就可以拿到钱了。”
在商家眼里，专业造假者做的就是不劳而获。
即使初期与商家私下交涉不顺利，专业造假者向工商部门和法院举报后，案件的法院受理费至少也只有几块钱，大部分县镇的法院受理费也只有10元到50元不等。
"如果你胜诉，这些费用将由商家支付."
“他们可以通过使用订单号找到平台客服来获取卖家的个人信息。如果他们拿了这些，就会去法院起诉，或者向工商局投诉。”林正介绍，卖家收到法院传票后，会在3-5天内主动联系(伪造者)。
大部分商家听到自己上了法院或者工商，都会吓一跳。即使商家应诉，维权成本高也是商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根据
刘芳经常遇到的是，造假者几十年前用法律条文起诉他们，但实际上有更新的法律法规可以证明他们是合法合规的。往往是专业造假者广撒网，趁机造假，看哪个商家先给钱。
刘芳见过的最忙的造假者是“早上有7个法院，都是他告诉的商家。”据媒体报道，很多专业造假者两年内已经提起了600多起行政诉讼。
他告诉义邦：“他们还有各种流氓手段。你来(法院)，他们(造假者)就撤诉。两天后，他们会再次起诉。一两个之后，商家折腾不起。”
造假者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告诉刚入行的新人“订单量很重要，限额合适。如果卖家来了，需要考虑各种费用，担心能否打赢官司。”因为，大部分商家的心理是赔偿金额不大就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打折赔偿”是推动商家吞声的重要原因。
据商家介绍，一般情况下，只要造假者要求协商或工商调解，就可以还价。最夸张的时候，他可以在要价的基础上打八五折。他(伪造者)要了几千块钱，最后可能用三四百块就解决了。
余婷曾经遇到过“开场七八万，最后一万就解决了。”在她7-8年的创业生涯中，余婷遇到了10多个打假，她说“八成到九成是私了”。
林也出现在打假组，因为“索赔2100元，煎熬一周，最后300元下车”而投诉。假团里，师傅经常教假新人：“不要贪，一万块的赔偿就七成左右。”
变味儿的职业打假
“我这一年被打了几百次，现在好多了，只有个位数。”刘芳回忆说：“2016年之前，只要他(造假者)去工商举报，大部分举报的人都会赢。最后我们亏了钱，上了法院。法院还支持专业造假者。”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是浙江高院于2015年发布的。2010年，浙江法院仅受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民事案件386起，2014年达到2735起。
相比之下，起诉淘宝、天猫等平台卖家的案件在2010年才零星出现，2011、2012、2013年不到100起，2014年190起。
刘芳的结论是，专业造假者不是找产品的麻烦，而是找手机(比如产品说明)和手续的麻烦。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为食品安全而战，而是为手续而战，这应该由行政部门进行监督。”
上述白皮书还提到，大多数专业造假者购买假货，并不是第一时间向工商、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举报或诉诸法律，而是向商家勒索钱财，要求其购买和平；有的人多次购买同一问题商品，多次起诉，试图获得多重惩罚性赔偿。
这种情况在2016年左右开始逆转。
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将职业造假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法院不再支持职业造假者的案件开始出现。
同时，电商平台一旦发现被恶意敲诈勒索的专业造假者的账号，也会进行限制登录、禁止非正常账号等处罚。造假者的经验是：“一个账户最多四次(造假)，就会受到(平台)风险控制系统的限制。如果是白数(新数)，最多两次。”
慢慢地，“打假氛围变了，”刘芳说。
如今，为了应对仍然少量存在的职业造假和敲诈勒索，商家也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对策：
一方面是防止假冒，比如要求经营者熟悉新广告法，避免使用敏感和非法的de
“如果你遇到一个高级别的造假者，他注意到了你甚至厂家都不知道的方面，比如内容和构图问题，那么你只能‘认命’。毕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熟悉一部几千页的药典。”刘芳告诉义邦。
另一方面，可疑的伪造订单在交付后没有交付或被拦截。
如果一个订单的收货手机号是空号或者是没有实名认证的新号，需要发票，收货地址不详细，而且大多放在快递柜或者某家超市，购买数量或者金额太大，仓库和运营人员会比较谨慎，至少去网站查下订单的是不是假货。
据了解，电商卖家自发成立的“反恶联盟”网站包含166万条“缺德”信息，包括造假者、差评者、勒索者、单卖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26年以来，商家和消费者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商品确实存在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问题，并且是假冒伪劣的，那么造假者的存在就没有错。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平庸之恶》中写道：邪恶是平庸的，我们两个都可能陷入其中。把人完全同化到制度中，服从制度的安排，默许制度本身暗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甚至成为此类行为的践行者。虽然他们良心不安，但他们仍然可以依靠系统来捍卫自己对他人和MoMo的行为。
当“造假”变成“打假”时，职业造假者抓住有缺陷的问题，向商家勒索钱财，以盈利为生，不仅背离了立法和保护消费者的初衷，也成为社会制度下的“平庸之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正、李慧、余婷、张海、刘方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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