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明路教授:南北经济差距被夸大了
经济观察网 见习记者 丁文婷 统计局发布的三份城市经济季度报告相继发布。综合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首次跌出前十位，排名第11位，北京成为唯一留在前十位的北方城市。
1978年，十大城市中有六个在北方。渐渐的，哈尔滨、青岛、大连、沈阳都跌出了前十。近几年北方城市只剩下北京和天津。第三季度GDP数据出炉，天津也跌出前十，引发了关于南北差距的热议。“北方沦陷”“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声音层出不穷。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杰出教授明路认为，南北差距被夸大了。所谓南北差距，只是长江沿岸和沿海地区的航运能力带来的。如果把排名前十的沿江、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把上海附近的杭州、苏州也去掉，很容易发现南北差距没那么大。
明路认为，在大船时代，长江是中国唯一能行走大船的河流。天津以北港口冬季冰冻，缺乏内河航运，难以打造制造业腹地。在大船时代，珠江口只有少数几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为了证明经济发展与港口的关系，明路对部分地级市2015年的GDP总量以及这些地级市与沿海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进行了建模和分析，得出一个地方与沿海大港口的距离对当地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结论。离一个大港口越远，它的GDP就会越小。到大港口的距离作为一个变量，对我国城市间GDP规模的解释力为39%。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国家大力支持大陆的发展，地理因素在经济集聚中仍然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因此，南北差距的本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区域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差异造成的发展差距。
【对话】
经济观察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南北城市之间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要解释这个问题，陆铭：必须首先把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纳入全球和中国的发展格局。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中国于1994年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1994年，发生了两件相对有影响的事情。
一是中国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融合，官方汇率明显贬值，从而中国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出口竞争力。从数据来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贸顺差逐渐扩大。
第二，1994年左右，中国告别了所谓的“荒时代”，标志性事件是取消粮票。粮票的取消使得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相对容易，方便了农民工进城打工。
这两样东西促成了国内劳动力和国际资本的结合，并且是外向型的，中国的国际贸易开始发展。
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依靠海上运输，因为海上运输的成本比陆地上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低得多。不仅仅是成本，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美、日，但只有欧洲有陆路运输线。而且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和中欧列车的开通都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中欧列车目前是政府补贴的。去国外的中欧列车满是车，而从欧洲回来的大量车却是空的。这也说明大部分企业选择海运是因为成本低。
就航运而言，东南沿海优势很大。首先海港条件，从天津到北方的北方海港，冬天会结冰，解冻的海港缺乏内河航运。我们普遍认为，要形成制造业的发展优势，最好是海港与内河航运合作。这就是长江的优势，大船通航，尤其是长江下游。我一直把它比作大海。而且，随着近年来黄金水道的疏浚，长江下游大型船舶的通航能力大大增强。所以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国际投资进入中国，就会选择运输成本较低的地方，这意味着长三角的制造业腹地非常大。
中国正在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与北方相比，南方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所以所谓南北差距，其实就是长江沿岸和沿海地区的航运能力带来的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观察报：除了地理因素，有些观点认为，南北差距是市场化程度、营商环境和观念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我不能说陆铭：不合理，但与其说是原因，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港口条件差异和国际贸易下城市路径依赖发展的结果。
比如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差的时候，从现象上看，会觉得地方经济发展势头不够好，民营经济可能比较弱，但也要意识到民营经济本身会选择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方。如果条件不好，你可以不去。结果似乎是地方民营经济弱，计划经济强，但这些都是共同的后果，地方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异。
比如上海的国有经济很强，上海三分之一的GDP来自国企。上海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很强，国有经济占比很大。近年来，上海不断反思为什么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不够好。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上海发展的很好。
所以我不能说那些想法和民营经济的实力不是原因，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是结果。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以发展内需为主，港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不会减弱？
陆铭：不会。港口还是很重要的，内部流通是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其他地区和城市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服务于国内需求，但港口仍然很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内外循环不是为了避免外循环。我们还是要坚持世界工厂的地位，所以沿海地区的港口优势还是存在的。
第二，城市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历史上城市积累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会让这些城市即使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
世界各地的城市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不如几十年前重要，如伦敦、东京和纽约。以前国家发展制造业的时候，这些大城市是港口城市，现在不是工业城市了。也就是说，当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国际贸易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模式。因此，港口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将长期存在。
经济观察报：面对南北差距，北方的城市需要做什么？
陆铭：我认为，首先，每个地方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我强调的是港口的重要性或者说港口的邻近性，这是基于大多数制造业的产品，尤其是国际贸易的产品。但有些产品是服务于国内需求的，不需要海运，可以陆运，比如软件业、文化产业、旅游业，还有山东省、东北等一些产业，依靠自然资源，不需要受制于港口条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条件，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走港口的产业都聚集在港口条件好的地方。远离港口的城市将发展不需要港口帮助的产业，服务中国国内市场。
这是一个国家在统一市场中应该形成的地区间有效分工的发展模式。当我们考虑中国城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时，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考虑它。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相对远离港口和航运条件较差的地方，人口可以适度流出，在自然地理条件和港口条件较好的地方获得发展机会。
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人均GDP是均等的。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口集中度小于经济集中度，导致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但是人口集中度跟不上，所以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会很大。
所以在未来，经济规模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的时候。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如果能同时集中人口，地区间人均差距就能缩小，就会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
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关于“平衡”的巨大误解。平衡并不意味着同等数量的经济发展。经济现代化要求我们认识到各地情况的差异。经济发展有规模经济效应，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很正常。
但一个国家要让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其流动创造条件，让劳动力在国内发展条件最好的地方工作生活，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我认为这是大国统一市场，发挥各地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最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