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指标是否应该调整？——必须清楚地看到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本|钮文新
在一次周末会议上，对中国金融业有较大影响的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提出了扩大通货膨胀计量范围，资产价格也应视为通货膨胀的观点。为什么现在要问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传统CPI计算，全球通缩；如果货币政策是根据通货紧缩制定的，洪水是难以避免的。更重要的是，过去10年的货币政策实践已经证伪了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给出的“货币过度扩张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多年来几乎毫无疑问的“基本常识”提出了重大挑战。
可以理解的是，任何货币主义的信徒或崇拜者都会急于看到这种情况，并试图消除疑虑。最有效的办法是重新规划CPI篮子，把未来价格可能大幅上涨的商品纳入其中，然后让货币和通货膨胀形成对应的映射关系。
老实说，我强烈支持CPI篮子的有益调整。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几种有害倾向：
第一，把货币主义理论当成“圣经”，认为“上帝”不可能是错的，为了证明“上帝”的正确性而调整CPI篮子。事实上，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之所以敢于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是因为通货紧缩，更是因为一种“保留凯恩斯理论基本核心，吸收新自由主义理论合理核心，理论前提更接近经济事实”的经济理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巨变，而这一巨变将会在经济和“与经济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理论”中得到体现。为什么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经济理论？第一，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或者消费品供应能力不足。第二，沉重的债务导致世界主要经济体失去增长势头。在债务负担和风险无法有效缓解的前提下，需求疲软将长期持续。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供应几乎是无限的。两者相加，CPI怎么涨？中国之前的CPI上涨无非是猪肉等食品价格的问题，而中国的核心CPI在整个过程中基本为零增长。
还有一点就是各大经济体需要大量资金来推动股市上涨。一是通过增加股权融资比例，降低全社会的负债率(债务杠杆比率)。第二，发展新经济所必需的巨额资本投入将会遇到超大规模的股权资本。因此，世界对金钱的看法已经改变。正如伯南克所说，基础货币作为一种永远不需要回收的债务，实际上是“国家资本”。
第二，避免在CPI中包含大量具有“刚性需求”特征的商品，然后用货币政策来应对CPI的变化。这恰恰是传统货币科学告诉我们的原理：扩张或紧缩货币，必须增加或减少商品的数量需求，间接达到抬高或压低商品价格的目的。因此，货币政策通常需要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将重点放在“核心CPI”上，因为对食品和能源的需求不会因为利率的升降而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刚性”。通过澄清上述原因，应该可以确认的是，虽然近年来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价格上涨较快，但如果货币政策仍然与CPI挂钩，则不能计入CPI统计，因为利率越高，人们就要上学、看病、养老，需求不会因为加息而减少。
当然，周行长更多说的是资产价格过高(大致是股票、债券等。)会减少养老、医疗和教育的未来收入，所以当前的货币政策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从静态来看，周兴昌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动态来看，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原因是，如果目前的高股价稳定了未来的债务危机，提高了科技生产效率，大大增加了资产价值和社会财富，周主席担心的问题就不会出现。问题是，中国的资产价值应该是一个不变的静态过程，还是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
第三，不能把非市场决定的价格放入CPI篮子。多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没有体现在CPI中，而只是房屋租金的变化，而没有真实的房价，所以房价应该纳入CPI的考虑范围。但我不同意，因为在中国，房地产价格包含了太多的非市场成分。比如为了给城市土地卖个好价钱，政府通常采取“弱供给”的政策，使得非市场价格的地价——成为房价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把这个价格放入CPI，肯定会成为推高CPI的重要因素。
那么货币政策不应该考虑房价吗？历史事实是，无论货币政策是紧是紧，中国房价都在刚性上涨。伯南克认为，房地产市场只是经济领域的一个方面，但货币政策关系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为了楼市而改变货币政策，本质上相当于“让经济各方面都伴随楼市”，显然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基于以上，CPI需要调整。比如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食品价格有必要占到CPI的30%吗？根据时代的变化，什么样的商品价格应该以什么样的比例纳入CPI？但是货币政策应该与CPI挂钩到什么程度呢？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格局被“债务过度抑制需求、消费品生产和供给严重过剩、新经济发展成本巨大”三大约束改变的前提下，中国货币政策要满足“国内大流通为主体、国内国际双流通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经济要求，需要更加注重哪些经济因素？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研究它。
编辑：杨百会